“十四五”時期，我國農村發展取得顯著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從成效來看，首先是守住了兩條底線，既守住了“口糧絕對安全、谷物基本自給”的糧食安全底線，2024年全國糧食產量邁上1.4萬億斤新臺階，按流向統計法測算的谷物自給率保持在95%以上，又守住了防止規模性返貧致貧的底線，脫貧縣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21年的14051元增長到2024年的17522元，增速快于全國農村居民平均水平。其次，鄉村產業發展、鄉村建設、鄉村治理等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穩步推進，取得積極進展。再次，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的增長速度連續多年快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持續縮小，2024年城鄉收入比下降至2.34，城鄉消費支出比下降至1.79。最后，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不斷改善，城鄉融合發展邁上新的臺階。
但應該看到，目前我國農村發展仍存在一些問題。第一，農業農村現代化依然是短板，不僅在中國式現代化中農業農村現代化是短板，而且在農業農村現代化內部也存在多維度的短板。從領域維度看，農民收入、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村公共服務等是突出短板。從“三農”維度看，根據我們的評價結果，農業現代化水平最高，農村現代化和城鄉融合發展水平居中，農民現代化水平最低，離2035年目標差距最大，未來需要把農民現代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從空間維度看，欠發達地區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滯后，是短板中的短板，如果沒有上級政府的大力支持和來自外部的幫扶，要確保這些欠發達地區到2035年同步基本實現現代化難度較大。第二，農民種糧收益低。無論是與農民外出務工相比還是與種植蔬菜、瓜果等經濟作物相比，農民種糧的經濟效益均比較低，且近年來在糧食生產成本不斷攀升的情況下，糧食價格出現下降，2023年稻谷、小麥、玉米三種糧食平均出售價格下降5.72%,2024年玉米、小麥等價格也出現較大幅度下降，種糧農民增收難度加大。第三，農村人口老齡化日趨嚴重。2023年全國鄉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26.5%，比城市高8.7個百分點。村莊空心化也在不斷加劇，據2024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在全國14個省份的472個樣本村中，人口凈流出的“空心村”占91%，人口凈流入的“實心村”僅占9%。在“空心村”中，人口空心化率超過43.4%的深度“空心村”占比達48.8%。第四，到2035年要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時間緊、任務重、難度大，尤其是城鄉社會保障待遇差別大。
進入“十五五”時期，我國農村發展將呈現兩期疊加的特征。一個是關鍵期，到2035年我國要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城鄉、區域和群體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五五”時期是實現2035年目標的關鍵期。關鍵期若不打好堅實的基礎，到2035年目標實現就比較難。再一個是轉型期，國家對脫貧地區設立了五年的過渡期，2025年是最后一年，過渡期之后，對脫貧人口和脫貧地區的幫扶將轉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相關政策也需要轉型。按照《鄉村全面振興規劃（2024—2027年）》，到2027年，東部發達地區和中西部具備條件的大中城市郊區鄉村要率先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農村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制度基本建立。因此，“十五五”對農村發展來說是一個關鍵期、轉型期兩期的疊加，農村發展中有很多關鍵問題值得關注。總體上講，主要有五方面的問題需要高度關注。
一是統籌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近年來，我國糧食產量不斷增長，農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斷增長，且其增速連續多年高于城鎮居民，糧食產量和農民收入呈現“雙增長”態勢。然而，在這種“雙增長”背后存在一個結構性偏差事實，即農民增收與農業生產經營之間的聯系并不密切。總的來看，農民增收主要靠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和政府轉移性收入，而包括糧食種植在內的農業經營凈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較小。農業（種植業）經營凈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2014—2020年只有9.5%,2021—2023年該貢獻率雖有所提升，但也只有13.9%。促進農民增收，重點難點是確保種糧農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盡管保障糧食安全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但對種糧農民來說更多看重的是收入增長。因此，就國家層面而言，需要統籌保障糧食安全和促進農民增收，把種糧農民增收放在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位置，確保種糧農民收入同步甚至更快增長，只有這樣才能調動農民種糧和地方抓糧的積極性。
二是因地制宜發展多種形式的現代大農業。發展現代化大農業是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主攻方向，但目前學術界和有關部門仍存在認識誤區，即把現代化大農業狹義理解為現代化大規模農業，認為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只是黑龍江、吉林等少數省份的事情。這是對現代化大農業的誤解。事實上，現代化大農業是踐行大農業觀的現代化農業，是大農業和現代化農業有機結合的整體。從這個意義上講，發展現代化大農業對全國所有地區都是適用的，每一個地區都需要踐行大農業觀，因地制宜發展多種形式的現代化大農業。例如，東北的黑龍江、吉林和西北的新疆等人均耕地資源較多的地區，可以發展現代化的大規模農業；對于廣大的其他地區，由于人均耕地資源較少，可以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現代化大農業，通過土地流轉和服務外包來實現土地規模化和服務規模化經營，走復合型規模經營之路；對于上海、北京、重慶等大都市地區，則可以發展都市型現代化大農業。此外，每一個地區都有很多特色資源，發展特色農業潛力巨大，在此基礎上可以發展特色型現代化大農業。
三是農村老齡化應對及養老服務體系構建。當前我國農村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十五五”時期亟須加強農村公共設施的適老化改造，建立與老齡化進程相適應的老年友好村莊。農村養老服務體系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短缺下的資源錯配：一方面，近年來在農村建設的機構養老床位大量閑置；另一方面，農民居家養老需求得不到滿足。據2024年中國鄉村振興綜合調查，在60歲及以上農村老人中，近90%的受訪者希望居家養老，僅有5.6%的受訪者希望在養老機構養老。這表明，現階段農村居家養老仍是主要需求，但各種資源大都投向機構養老，由此導致農村機構養老的床位大量閑置。雖然目前許多地方都出現了養老床位城區一床難求與農村大量閑置并存的現象，但這并不能掩蓋農村養老設施和養老服務嚴重短缺的事實。一些地方把大量的資源投向機構養老，而農村居民因收入水平和消費能力有限，更多需要的是居家養老，這是一個短缺下的資源錯配問題。農村養老服務補短板將是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的重點任務。適應農村居民的需求，當前應加快發展農村居家養老服務，建立以居家養老為主的農村養老服務體系，有效滿足農村老人吃飯、就醫、照護等多樣化需求，同時實行醫養結合，鼓勵鄰里互助，提高農村居家養老服務質量。
四是農村低效閑置資源的再開發再利用。預計到203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會超過70%，達到71%左右。隨著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村人口老齡化和村莊空心化將會進一步加劇，農村常住人口和村莊數量將會進一步減少。適應城鄉人口的這種變化趨勢，“十五五”期間需要進一步優化村莊布局，按常住人口來優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提高公共資源配置效率。農村有大量閑置的公共資源需要再開發再利用，比如學校，由于義務教育城鎮化率遠高于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農村的小孩有的到縣城、城鎮上學了，農村中小學生源越來越少，校舍大量閑置，農村閑置校舍的再利用就成為一個緊迫問題。又如，截至2024年底全國共確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9.3億人，而我國農村戶籍人口為7億多，2023年為7.29億人，鄉村常住人口2024年是4.65億人。這就意味著，在現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中，有4.65億人常住在城鎮。這4億多人居住和工作在城鎮，但在農村擁有“三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農村集體經濟收益分配權。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未來在農村擁有“三權”的城鎮居民規模會進一步擴大。然而，在現行法律和規章制度下，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三權”還難以有效退出。“三權”難以退出，不僅會妨礙農業規模化經營，還堵塞了城鄉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拓寬的渠道。從發展趨勢看，農民進入城鎮以后，在城里有了穩定的工作，在自愿依規的基礎上有償退出農村“三權”將是大勢所趨。逐步增加開放性，擴大交易半徑，采取市場化有償退出辦法，將是下一步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
五是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與同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在2020年之前，我國把打贏脫貧攻堅戰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個目標底線。之后，國家把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作為過渡期的目標底線。現在過渡期快要結束了，2025年以后的目標底線該如何確定呢？面向兩個階段的發展目標，可能需要把確保欠發達地區到2035年同步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一個目標底線。目前，中央已經明確要建立欠發達地區分層分類幫扶制度。這里的分層就是按照欠發達地區的欠發達程度，區分重度、中度、輕度欠發達地區，分類就是按照欠發達地區的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特征等劃分不同類型，對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欠發達地區實行差異化的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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