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乘勢而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這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一個新發展階段。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國內國際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戰略判斷，指明了我國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
進入新發展階段，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征程中，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需要把握四個重要時間節點。第一個是202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未來5年“三農”工作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到2027年，鄉村全面振興取得實質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上新臺階。第二個是2029年，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要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80周年時，完成全會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意味著必須在接下來5年的時間里完成改革任務，實現強農惠農富農制度體系迭代升級。第三個是2035年，黨的二十大要求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化生活條件，這是一項硬性任務。第四個是2049年，國家農業強國規劃提出，到本世紀中葉，農業強國全面建成。強國必先強農，農強方能國強。沒有農業強國就沒有整個現代化強國；沒有農業農村現代化，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不全面的。這一系列的宏偉藍圖、奮斗目標、關鍵節點，是黨中央著眼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作出的戰略部署。新發展階段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跨越時期、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機遇時期、農業農村現代化轉型升級時期。深刻認識新發展階段的科學內涵，準確把握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機遇，科學把握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歷史方位，準確錨定農業強國建設的目標任務，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新發展階段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要立足統籌兩個大局，以“三農”的確定性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不確定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世界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一個‘亂’字，而這個趨勢看來會延續下去。”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既帶來一系列新機遇，也帶來一系列新挑戰，是危機并存、危中有機、危可轉機的階段。百年變局帶來的不僅僅是不確定性，更多的是不測，而農業農村穩定發展是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石。我們要辯證認識和把握國內外大勢，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防止因百年變局影響“三農”穩定發展，以“三農”的確定性主動應對變局的不確定性。
端牢中國飯碗，穩住基本盤。在我國糧食產量穩步增長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糧食緊平衡的格局沒有改變。2023年末全國人口14.1億人，比上年末減少208萬人，但人均糧食需求量606.3公斤，比上年增加18.3公斤，增長3.11%，人均糧食需求量增幅高于人口減幅。根據國家小麥產業技術體系產業經濟研究室估算，我國全年糧食消費總量在1.66萬億斤左右，總產量與總需求之間還有2000多億斤的缺口需要依靠進口彌補。加之糧食生產資源環境約束不斷加大，生產成本持續攀升，極端氣候和生物災害風險加劇，在確保綠色發展和資源永續利用的同時，穩定發展糧食生產壓力不斷加大，糧食供求緊平衡態勢將長期存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烏克蘭危機爆發以來，全球30多個國家限制糧食出口，部分國家因此社會動蕩甚至政權更迭。只有把牢糧食安全主動權，才能把穩強國復興主動權。”因此，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國內持續增長的糧食需求，確保國家糧食安全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護牢農民權益，調動積極性。隨著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打破了西方模式一統天下的局面，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道路，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模式。2024年全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3119元，增長6.3%。農民收入增幅長期高于GDP和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城鄉收入比由2013年的2.81降為2024年的2.34。同時，我們也發現，農村居民的養老金不到城鎮職工的6%，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差由2013年的17037元擴大到2024年的31069元，2023年農民用于居住、交通通信、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四項支出合計高達46.3%（城鎮36.2%），其中，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交通通信支出增長較快。相對于城鎮居民，農民需要支付的公共服務費用占比大、增長快，減弱了農民可感可及的獲得感。2016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指出，“增加農民收入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農民小康不小康，關鍵看收入。檢驗農村工作實效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農民的錢袋子鼓起來沒有”。因此，需要進一步加快農村公共設施和服務供給，降低農民公共服務收費標準，使設施完備成為最直觀的幸福感，服務便捷成為最直接的獲得感，環境宜居成為最牽掛的歸屬感。
筑牢戰略后院，加固壓艙石。在金融危機、新冠疫情期間，農村吸收了大量務工人員返鄉，這種吸納效應客觀上減輕了城市的壓力。烏克蘭危機導致的世界糧食劇烈波動沒有直接擾動我國糧食市場。一些重大歷史事件證明，我國廣大農村對全局的穩定功能不可小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農為邦本，本固邦寧。我們要堅持用大歷史觀來看待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只有深刻理解了‘三農’問題，才能更好理解我們這個黨、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必須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依然在農村，最廣泛最深厚的基礎依然在農村。”農村是農業生產的空間載體，是農民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園故土，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根脈，是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戰略后院。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黨的二十大提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通過新發展階段，加快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強國建設的戰略進程。
二、新發展階段是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跨越時期，要立足解決根本性問題，化解最大不平衡、最大不充分這一社會主要矛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現代化進程中，城的比重上升，鄉的比重下降，是客觀規律，但在我國擁有近14億人口的國情下，不管工業化、城鎮化進展到哪一步，農業都要發展，鄉村都不會消亡，城鄉將長期共生并存，這也是客觀規律。即便我國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仍將有4億多人口。如果在現代化進程中把農村4億多人落下，到頭來‘一邊是繁榮的城市、一邊是凋敝的農村’，這不符合我們黨的執政宗旨，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樣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基礎和依據，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化解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
化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讓鄉村成為安居樂業的家園。2024年我國鄉村常住人口約為4.65億人，占全國人口的33%。據專家預測，我國城鎮化的峰值在75%左右，屆時依然有25%、近3.5億人口長期生活在農村。安居樂業，首先要有活干。目前，我國種糧務農勞動群體就業保障缺失、社會保障欠公平、勞動權益保護不足，成為種糧務農積極性不高的重要原因，也是當前農村勞動力“非農化”“非糧化”就業取向增強的重要原因。在2022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瞄準‘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的目標，組織實施好鄉村建設行動，特別是要加快防疫、養老、教育、醫療等方面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提高鄉村基礎設施完備度、公共服務便利度、人居環境舒適度，讓農民就地過上現代文明生活”。落實黨的二十大關于2035年農村基本具備現代生活條件的要求，時間緊、任務重。新發展階段，要在強農惠農富農支持保護制度體系中，更加突出就業與社保制度建設，全方位夯實種糧務農的根基。
化解農業發展不充分，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農業產業的希望和出路在于提高比較效益、提高產出效益。化解農業發展不充分，要以共享理念持續彌補欠賬短板。一是業態雜、鏈條短、成本高。一些貧困地區種啥算啥、不分主次，效益不高；各家各戶購買農資價格貴、成本高。二是有生產、缺營銷、效益低。農村一些地方培育了不少產業，但大多停留在種養環節，后續的營銷沒有跟上。三是短平快同質化風險大。伴隨一些市縣領導任期屆滿，“短平快”產業項目往往成為其首選，這些項目進入盛產期，集中上市后將面臨巨大銷售壓力。四是基礎薄、科技弱、后勁小。鄉村科技的公益地位受到挑戰，科技入戶的“最后一公里”過多依賴工商企業。2022年底全國鄉級農技推廣機構與人員分別比2000年減少80%、74%。2022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延長農產品產業鏈，發展農產品加工、保鮮儲藏、運輸銷售等，形成一定規模，把農產品增值收益留在農村、留給農民。”新發展階段，要正視小農戶在生產資料價格、服務價格、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談判中均處于弱勢地位，正視小農戶是生產成本的主要承擔者、上游產業利潤的主要貢獻者，正視小農戶與供應商、流通商、加工商利潤分配嚴重不均。只有賦能小農戶，提升分配環節公平性，才能提高小農戶分享大市場的紅利份額，暢通農業農村經濟循環。
化解農民身份枷鎖，讓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讓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是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目標。農民，從身份走向職業，是現代化的必然，也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雖然農民成為令人羨慕的職業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這是一個完全能夠實現且必須實現的目標。隨著戶籍制度和農村改革不斷深化，一些地方農村戶籍的含金量也在上升，但是農村戶籍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不高的狀況還未能改觀，農民就地過上現代文明生活仍有差距。一是一些偏遠農村交通、飲水、污水處理設施缺口依然較大，寬帶、信息、電商等尚未進村入戶，生產性基礎設施不足。二是受投入規模效率驅動影響，鄉村公共服務能力弱化。據國家統計局和有關部門的數據，2021年底，全國鄉村小學數量與教師人數分別比2000年減少81.4%、53.8%；全國鄉鎮衛生院、持鄉村醫生證的人員和衛生員數量比2000年分別減少29%、47.2%。三是上學只能進城、看病只能進城、看病報銷比例低等現象仍然十分普遍，由此產生的額外費用支出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實現社會公平和形成農村可持續發展動力，要剔除附著在戶口上的各種隱性福利，破除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上的體制性障礙，加強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建設，做到城鄉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農民更充分享受美好生活。
三、新發展階段是加快建設農業強國的戰略機遇時期，要向科技、改革、市場要動力，夯實強農惠農富農制度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依靠科技和改革雙輪驅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要緊盯世界農業科技前沿，大力提升我國農業科技水平，加快實現高水平農業科技自立自強”。從小崗村“大包干”，到今天“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改革創新深刻改變了中國農村，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改變了億萬農民的命運。解決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根本要靠深化改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農業農村改革著墨之多、篇幅之大、地位之重，凸顯進一步全面深化農業農村改革的重要性。2025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既顯示深化改革的堅定信心和決心，也表明解決“三農”發展難題，根本要靠深化改革的必然性。
確立創新驅動核心地位，給農業插上科技的翅膀。目前，我國農業科技創新整體邁進了世界第一方陣。作物良種覆蓋率超過96%，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超過95%，品種對單產提高的貢獻率達到45%。化肥、農藥利用率分別超過41%、42%，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率超過88%，農膜處置率超過80%，從源頭上確保了口糧的絕對安全，突破了資源環境硬約束，持續穩定提升了糧食生產能力。但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同世界先進水平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科技貢獻潛力巨大，需要提升生產關系的適應性。一是創新驅動核心地位戰略支撐落實不足。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目前一些市縣幾乎沒有專門研究過農業科技問題，農業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缺少目標、任務、措施、時間表。二是科技進步主體定位長期搖擺不定。農戶、集體經濟組織、新型經營主體、企業等各類主體的技術能力認識尚有差距。一些經營主體難以成為科技進步主體。農業科研機構隊伍撤并裁減頻繁，缺乏一以貫之鉆研事業的潛心與恒心。三是符合農業科技規律的制度體系不夠穩定。對于農業科技的季節性、公共性、基礎性、長期性、生命屬性與規律把握不準，有時套用工業屬性；對科學研究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性的特點把握不準，有時套用計劃方式；如何讓經費為人的創造性活動服務把握不準，套用行政化管理。四是農業科技投入強度不高。長期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遠低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基礎性、穩定性社會投入和地方、企業投入低。2013年1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山東省農科院考察時強調，要給農業插上科技的翅膀。進入新發展階段，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要推進農業科技力量協同攻關，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進一步解放生產力，調動農民種糧務農積極性。我國糧食總產量于2007年實現10083億斤，首次登上萬億斤臺階，2010年達到11182億斤用了3年，2012年達到12245億斤用了2年，2015年達到13212億斤用了3年，2024年實現14130億斤用了9年。糧食穩產保供的難度越來越大。一是改革方向要以調動農民種糧務農積極性為目標。農民是種糧的主體，應更多依靠自己的勞動增強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從而實現自我價值、融入社會、過上有尊嚴的生活。種糧務農，比較效益是種糧積極性的源動力，價格預期是種糧積極性的牽引力，進口擠壓是種糧積極性的風險源，科技金融營銷是種糧積極性的千斤頂，保護政策是種糧積極性的安全網。新發展階段，要通過改革夯實農民種糧積極性這個根基。二是改革要以家庭經營為基礎，堅持統分結合，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成中國特色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帶動家庭經營同步進入現代化。三是改革要以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為重點。城鄉二元結構造成城鄉關系失衡和農村內部關系失衡。從城鄉對立下的工業化戰略優先，到城鄉統籌下的城市發展戰略優先，再到城鄉融合下農業農村現代化優先發展，需要政府、市場和農民等各種力量綜合發揮作用，協同構建平等、共生、互助的新型城鄉關系，讓農村具備現代生活條件，讓農民得到全面發展、過上更加富裕更加美好的生活，城鄉二元結構才有望被有差別無差距的未來新型城鄉關系替代。
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構建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在我國，隨著城鄉工農關系的變革，農業農村在不同時期為國民經濟發展作出了獨有貢獻，農業農村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不少犧牲。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通過巨大的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支持工業發展。改革初期，通過農村規模巨大的廉價勞動力紅利釋放出來支持改革開放前沿地區；新世紀，農村通過巨大的土地價格剪刀差支持城市發展。加入世貿組織后，巨大農產品進口量為對外開放和外向型經濟快速發展作出顯著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逐步形成以農業投入、價格支持、農業補貼、金融服務等為重點的農業支持保護政策體系。現在，我們有能力支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健全農村金融服務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完善強農惠農富農支持制度。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完善鄉村振興投入機制”。建立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要從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可持續發展、農業投入保障、農業補貼補償、支農資金使用管理等方面深化改革，逐步構建符合國情、覆蓋全面、指向明確、重點突出、措施配套、操作簡便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不斷增強強農惠農富農政策的精準性、穩定性和實效性。第一，支持保護體系要堅持市場導向。農業支持保護要從過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向更多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轉變。政府措施的敏感性滯后于市場，支持保護制度本身不能干擾價值規律的運行，要處理好風險保障和價格補貼之間的關系。第二，善于用進口國權益保障原則保護國內產業。我國作為世貿組織重要成員，既要多用地力保護、技術補助等不受限的“綠箱補貼”來扶持農業發展，更要進行從出口國向進口國的思維轉變，提出保護大豆等受損較重行業的特定保護措施。第三，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兼顧公平，使各類主體都能享受到政策紅利。
堅持“放得活”又“管得住”，引導社會資本成為鄉村投入主力軍。當前農村發展前景廣闊，巨大的農村投資空間期待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大展宏圖。農業農村投資增速2019年出現斷崖式下跌，一反領先全國投資增速平均水平的常態。2023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比上年增長3.0%，其中第一產業投資比上年下降0.1%。社會資本仍然回避農業、不愿投資農村的主要原因是，近年來農村環保、用地等政策不夠穩定，一些地方采取了“一刀切”的簡單粗暴治理方式，相關主體損失較大，不僅嚇跑了投資者，而且嚇跑了投資信心。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鼓勵社會資本下鄉成為農業經營主體，但必須守住經營農業、農民受益的基本要求，防止跑馬圈地”。因此，要有效引導社會資本投入，激發社會資本活力，發揮其市場化、專業化、高效化等優勢，實現其農業農村投資主力軍作用。只有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才能有力促進經濟增長。
四、新發展階段是農業農村現代化轉段升級時期，要立足大國農情特色，讓億萬農民就地同步過上現代文明生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是事關現代化建設全局的重大戰略課題。”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共同課題。讀懂鄉村才能讀懂中國；讀懂傳統才能讀懂現代。認識中國，農村是關鍵拼圖；探究文化，鄉村是根本源頭。傳統節日、古老傳說等文化形態在村落代代相傳，以文化產業視角賦能鄉村文旅、文創，既盤活經濟，又讓傳統文化煥發生機，強化民族文化認同。
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轉換迭代。傳統農業的典型特征是靠天吃飯、手工勞作、自產自用、催種催收。然而，近百年的發展正在讓千年傳統農業變成歷史。一是農業靠天吃飯的歷史正在結束。旱澇保收面積越來越大，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占比56%，設施農業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超過44%，糧食實現連年豐收。二是農業手工勞作的歷史正在結束。農業機械化水平越來越高，無人機、手機等現代設備廣泛應用，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75%。三是自產自用、自給自足的生產模式正在結束，絕大部分農產品主要是為了交換，農民自用的農產品也來自市場，農業的商品化程度極大提高。四是催種催收的管理方式正在成為歷史。依賴現代信息技術后，氣象服務、土壤墑情、供應銷售、供求調控等基本實現科學管理。這些變革是從千年時間長河中走過來的。隨著制度變革、市場轉型以及城鄉關系的變化，鄉村社會已進入一個“大流動”的時代，既有宏觀區域層次的分化和多樣化，也有微觀層次上的村莊、家庭乃至個體的分化。要把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有機結合起來，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生不息，讓歷史悠久的農耕文明在新時代展現其魅力和風采。
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同頻共振。新發展階段是立足國情農情特色，實現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關鍵階段。一是農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輝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我國擁有燦爛悠久的農耕文明，在工業化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代，確保農耕文明的根脈生生不息，就要深入挖掘優秀傳統農耕文化中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還要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做到鄉村社會形態完整有效，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二是生產生活生態良性循環。我國有限的農業資源與農村環境承載能力，已經成為限制我國農業甚至經濟發展的硬約束，這要求我國要在緊抓糧食安全不放松的基礎上，把農業降耗減排與農村生態環境保護放在首要位置，堅定不移地走生態農業和綠色鄉村發展道路。
中國式農業強國顯示獨有特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是如何應對我國面臨的五大獨有挑戰。一是巨大人口規模的糧食保障挑戰。農業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各種不確定難預料因素明顯增多。14億多人口的基本生存要消耗巨量糧食、食用油、蔬菜和肉蛋奶，這些不能完全依靠從國際市場購買，飯碗必須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是人多地少水少的資源稟賦挑戰。我國人均耕地和水分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三是小農占絕大多數的生產效率挑戰。我國小農戶數量占農業經營主體98%以上，小農戶從業人員占農業從業人員90%，小農戶經營耕地面積占總耕地面積的65%左右。要在基礎性、普惠性領域持續投入，為小農戶發展創造良好環境，把帶動小農戶的情況作為扶持新型主體的重要依據。四是城鄉社會二元結構的制度壁壘挑戰。我國長期存在城鄉割裂的二元結構，城市和鄉村有著迥異的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標準。五是燦爛悠久農耕文明面臨守正創新挑戰。世代相傳的鄉村傳統作為中國農耕文明的瑰寶，蘊含豐富的歷史與文化內涵，是彰顯中國特色、維系社會穩定、促進鄉村發展的關鍵要素。我國城鄉實現共同繁榮，要堅持以工補農、以城帶鄉，推動形成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在現代化快速推進的今天，強化對中國鄉村傳統的細致觀察與分析，揭示其重要性、尊重其規律性、挖掘其時代性，必將有利于守護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
未來農業農村向著強國夢想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鄉村振興的總目標，就是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讓農民成為有吸引力的職業，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這也是未來農業農村的美好畫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村現代化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內在要求和必要條件，建設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是農業強國的應有之義。”中國式農業農村現代化實現過程，也是詮釋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偉大進程。一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質需要。為人民群眾提供營養安全、美味健康的食品和質優價廉、物美實用的加工制品，不斷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二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不斷提升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水平，傳承農耕文明，發掘民俗文化，拯救村落文化，弘揚鄉賢文化，講好鄉村故事，復興鄉風文明，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三是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態需要。尊重自然，積極推進美麗鄉村建設，構建天人共美、相生共榮、生態宜居的生命共同體。
（作者張合成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業科學院原黨組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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