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曾在河南省黃泛區農場當了10年知青。現在，時常有年輕的朋友問我，你在農場生活時是不是很苦？我笑了，因為很自然地想到了當年的一句流行語：“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但實事求是地說，在農場工作生活確實是遇到了很多在下放前意想不到的困難。擇其要者，我把它概括為“三難”。
行路難
三年經濟困難后期的1962年秋，我被下放到河南省黃泛區農場務農。“要想富，先修路”、“火車一響，黃金萬兩”這些道理領導和群眾都懂。但當時國家、集體、個人都沒什么錢，一級公路大都修不起。國道，我們少數知青可能有所耳聞；高速和高鐵這兩個詞當時根本就沒聽說過呢。因此一遇雨雪天農場的自修路就變成泥濘或斷裂之路了，汽車、自行車均無法通行。農場到漯河車站大約有一百華里，大雨一降，路基本就斷了，要等到晴天修好了再放行。但即便是路修好了，交通也不發達。那時一天只有一班帶防雨蓬的卡車，而且得起早貪黑才能趕上。坐這樣的車是要付錢的，我回憶大概是一塊五毛錢。農場的職工家屬和農民都是囊中羞澀，所以得走場汽車隊的“后門”。農場汽車隊有三四十輛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制造的“解放”牌汽車，往來全國各地運輸各種農產品及貨物，去漯河的幾乎每天都有，而駕駛室除司機外還有一兩個空座，這就成了場部、一分場、園藝場、修配廠、農校等成百上千人瞄準的目標。每年春節前我要回京探親，為了省錢，也為了早點回家，有次竟然厚著臉皮走了時副場長的“后門”。當時黃泛區農場是地廳級，這是位學者出身的植棉專家，則是“硬梆梆”的副廳級。第一次求他幫忙，這等小事他就滿口答應了。但說得有點晚，他女兒要回鄭州也需乘此車到漯河換火車。可能是那天客滿了，他先和隊長交涉過又送我到汽車站，簡直是向司機下命令：“不管你們說什么理由，必須給小萬同志解決一個座位！”當時大家都沒有錢，頂多給司機一包普通香煙就算送禮了。一瓶農場自產的高級“白玉香”酒要一塊二毛錢呢，當然拿不出來了。我也不抽煙一時不知拿什么，記得當時上車后，發現軍用小書包里正巧有一些北京的牛奶糖，花花綠綠的包裝紙很是耀眼，便抓上一把放到司機方向盤前面，也算有禮了。有些農民或農場臨時工只好扒著卡車后面的貨車、煤車任憑風吹日曬，下了車就如京劇里的二花臉了。
吃水難
現在城鎮甚至很多農村都有自來水，不少家庭還具備冷熱水功能。但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當知青時用水卻很不易！那時園藝場場部有一口井，職工家屬院（也沒什么院墻，三排工房而已）也有一口井。用水時就得放下井繩用木桶或鐵桶絞上水來。空桶下去二十多米不會翻擺，使之沉底后才能用手搖轱轆把盛滿水的桶提出井口，所以洗臉洗衣都不易。我所在園藝場的職工根本沒有澡堂，沒聽過洗澡之說。到了嚴冬，一個月去總場部唯一的水泥池大澡堂洗一次就算是奢華享受了。
后來知青多了，把電接通了，還修建了一個水塔，用電把井水抽上去再用水管引到廚房，這是唯一的自來水，是供100多人的食堂專用水。所以廚房每天只燒一大鐵鍋開水，每次打開水時，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你得看準竹皮暖瓶口。等有客人或領導來訪，倒一杯茶（河南人把白開水也叫茶，實際上當時很少有人見過什么茶葉，根本沒人聽說過什么綠茶、紅茶、白茶、黑茶呢）。其實誰也沒有專用的茶杯茶壺，當時用吃飯的大碗或把刷牙缸涮涮擦擦待客也不為新鮮呢！如果有人在你的開水里放點紅糖或古巴黃糖，稱“糖茶”奉上，那你就是貴客了。龍口奪糧或為果樹、棉花打藥、噴殺紅蜘蛛等病蟲，那最忙累的酷暑時節里，場長會批準在綠豆茶里放些糖精（有時放紅糖），就是“綠豆糖茶”了，但這樣的待遇，一年之中僅有幾次。
如廁難
上世紀50年代農場創建者一踏上風沙漫天的黃泛區土地時，提出的口號是：“先講生產，后講生活”。就是說到了生產第一線，不要講任何生活條件，先講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開創工作。所以像宿舍、廚房、食堂，一直是邊生產邊修建，而廁所就更提不上日程了。許多廁所都是臨時指定一個荒地，用高粱黍秸或者好點的用兩張席培上一圈黃土就進去方便了。這種廁所真是既不擋什么風雪也不御什么嚴寒，只能遮遮羞吧！衛生條件和現在更是沒法比了。聲音是不隔的，都能聽見隔壁是誰、都講了什么。后來知青多了，尤其是1969年中央黨校、工交政治部和省直機關到農場辦“五七干校”，來了幾千名干部和知識分子，我們才一起動手修建了磚瓦結構的“男女廁所”，但也沒有門窗，只是門口多了一道泥坯墻而已。
一代名將、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公安部副部長王近山，因離婚問題被中央抓了“典型 ”，被開除黨籍后連降三級為大校，下放到黃泛區農場當副場長。他在戰爭中七次負傷，他告訴我當時還有彈片卡在骨頭里取不出來呢！他如廁時雙腿蹲不下，腸胃功能甚差，大小便排泄不暢，他在北京家里坐在抽水馬桶上也得好半天才能完事。總場場部比我們基層分場好多了，是水泥蹲坑、寫著男女的掛牌廁所。可以想象，他在毫無隔板的水泥坑上是多么困難才能蹲下去的。后來場領導知道了此事，特令木匠做了一把木椅子，底座開了個圓洞，將軍出恭便引來小孩好奇圍觀，于是越發緩慢，“苦撐待便”了呀！
到農場后，他那輛能坐八九個人的蘇制“吉姆”當然沒了蹤影。場部這么多領導只有兩三輛國產吉普車，是專供到鄭州開會和到較遠分場用的。他到農場后所住的兩小間房子離他分管的園藝場有兩三里路，別的領導大都騎自行車或快步而來，他不會騎車只好一瘸一拐的步行過來，真是難壞了這位渾身是膽的英雄了。大英雄在農場苦度5個春秋后，1969年“九大”后，他被重新啟用在南京軍區任職。
當然在農場還有許多難處，比如我下鄉的10個春秋竟然沒有和北京的父母大人、兄弟姐妹通過一次電話！因為根本不知到何處去打長途電話，也不知得花多少錢才行。當時大家都是很少的工資，我只往北京發過三四次電報，更多的是寫信。場部三里外有個一人管的郵局，郵遞員兩三天來園藝場一次，真是“家書抵萬金”了。
當年在農場所遇到的種種困難，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了解，磨煉了我的意志，也培養了我與勞動人民的感情。記得當年背得最熟的毛主席語錄，就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所有的這些，現在都成了難忘的回憶。
（作者系國家體育總局人力資源中心原主任、中國傳記文學學會榮譽會長）
責任編輯：成德波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34728號
